公历2008年4月4日是清明节，本来这只是一个平常的节日，或者说压根就不算节日，因为自从新中国建国后自觉向建设现代工业国家迈进以及为了彰显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而扫除封建残余的需要，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节日一一瓦解，就连曾经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清明节也难以逃脱被扫进文化垃圾堆的命运。清明节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名”，它的维系完全在乎民间的自觉维护与传承。如今，随着国务院一纸公文落下，新的假日调整办法的出台，五一黄金周的消逝，清明节成为调整后新增加的第一个国家法定节日而备受瞩目。

　　从某种程度来说，此次清明节的表现如何将直接关系到此次节假日调整方案的成效与评估，为此，清明未到，许多政府部门团体乃至个人就已经深究要如何渡过一个有价值的清明节——清明不仅是祭奠与缅怀祖先与先烈的最佳契机，也是一个囊括踏青、拔河、放风筝等娱乐项目的综合性传统节日；同时也绞尽脑汁思考如何体现其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载体的内涵，如何抑制“洋风”压倒“东风”的不利局面，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山西将办首届全国清明节的大手笔即是解决这些困扰的尝试；当然，也有不少人潜心思考如何将清明节与构建和谐社会抑或如何弘扬爱国主义相挂钩——各个学校或者部门正在组织的大型祭奠革命先烈活动就可见一斑。总之，2008年的清明节似乎招徕了超出以往的特殊待遇，但也承担着不可承受之重，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节日，而是一个夹杂着多层使命的特殊传统节日。

　　然而，面对可以预期的大规模造势活动，面对提倡传统文化复兴者的循循善诱，面对国家有关部门快刀斩乱麻似的国家节假日新调整方案的出台，我们心中必定会充满疑问：这到底是谁的传统节日？

　　毫无疑问，逻辑告诉我们，这是全体中国公民的传统节日。可是，让人疑惑的是，在整场事关洋节与土节之争的大辩论以及国家休假制度调整的大讨论里，我们似乎听不到拥有中国国籍但喝西方文化墨水长大的国民的声音，他们或许发表过不同的意见与看法，但在主流舆论的狂潮中，他们的声音被无情的淹没了。当我们为“洋节”与“土节”之间梨花压海棠的尴尬境地忧心忡忡时，当我们看到官方终于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节日而兴奋不已时，那些英裔的、葡萄牙裔、美裔的中国公民似乎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局外人，真正的非我族类者。他们是中国公民，这点不可否认，但这种身份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下才有意义，所谓尊重少数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在今天的中国似乎还是一个新鲜事，一个地地道道的冷门学科。如果他们也提倡或建议国家尊重他们的传统节日（诸如圣诞节与情人节），不知道会有多少砖头向他们抛过去？

　　同时，我们似乎也听不到拥有中国国籍但同时也拥有少数民族身份的国民的声音，作为少数民族，他们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或许对我们官方所界定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多少概念，许多自认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节日，诸如清明节，在不曾拥有清明节传统的藏族、俄罗斯以及哈萨克等民族看来，不知该做如何解读？要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个具体的节日里，他们似乎做不出什么贡献，要说热闹是我们的，他们什么也没有。如果他们悻悻的说要弘扬属于他们的传统文化时，我们是不是会怒而斥责他们不爱国呢？

　　再者，我们似乎也听不到占据中国人口半壁江山的农民的声音，作为中国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空有人数优势却无发言权，或者有发言权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考察整个辩论的过程，农民微弱的言语分贝与其庞大的人口样本相距霄壤。无论方案怎么调整，无论传统复兴的旗帜如何高高飘扬，农民都固守自己的本分，以土地为生存依靠的农民对于千变万化的社会似乎毫不敏感。他们或许不知道什么是传统，他们或许不了解洋节如何施虐神州大地，他们也不明白传统节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崛起有何重要意义，但他们知道清明节到了，全家老少要拜祭祖先，缅怀先祖或者已经逝去的亲戚朋友，他们或许会像话剧《茶馆》最后一幕一样，将纸钱撒向空中，或者在茔地前用石头压住一张纸钱以示后继有人；他们或许会毫无顾忌的烧纸钱，同时不惜重金购买五花八门的元宝、西装、手表、别墅等扫墓祭品，以示恪守孝道。在他们的文化框架里，传统是与这些仪式密不可分的，失去了这些仪式，传统节日或者传统文化的名号对他们而言都没有意义。可是，当我们的社会主流舆论对此祭祖模式盖以“愚昧落后”的帽子时，群体之间对传统文化或传统节日的定义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时，某些精英份子所界定的“传统节日”是不是囊括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呢？这值得细细研究。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似乎听过蓝领阶层那微弱的声音。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之一，这个阶层所走出的贡献与其社会应该给予他们的回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个阶层在WEB2.0的今天并不沉默，他们也不甘于沉默，然而，他们的声音往往被无情的压制或忽略。当这个阶层准备抛开“土节”与“洋节”的二元对立时，当这个阶层不为某些传统主义者的大道理所折服时，当这个阶层只是将节日作为他们“休息权利”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以及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诸如礼拜日式的“传统节日”时，当这个阶层对政府将五一黄金周强行分割并附加几个代表中国悠久文化历史的法定传统节日表示不满与愤懑时，所谓的“传统节日”是不是属于他们的呢？他们是不是陷入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的陷阱中呢？他们会不会因为某些消极的应对方式而遭受挞伐呢？

　　因此，以此逻辑分析，这样的“传统节日”未必是一个全民共享的节日，其恰恰是某些群体、团体或者阶层所享有的“传统节日”，这样的“传统节日”不具有全民性而具有阶层性或团体性。实际上，“传统节日”的正名本身就是公正政策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公正政策，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协调人的角色，通过搭建辩论平台与建构沟通管道，让社会各方的声音都能以平等的水位流向政府这个最终的决策中心；同时，政府也必须让各方畅所欲言，政府也必须协调相互冲突的各个主体，通过沟通、说服与协商的方式来制定一个最大限度符合民意同时尊重少数者权利的公正政策。的确，此次关于调整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公正政策制定，政府在程序民主上前进了一步——回想当初“黄金周”的出台，政府为了突出黄金周的“黄金”属性，让黄金周为拉动经济发展做贡献，在明显缺少沟通与辩论的前提下，当年政府闭门造车，为后续的冲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埋下了伏笔。可是，如今在决策修正的过程中，政府虽然有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但考察此次政策辩论的过程，众声喧哗一阵，仍是各说各话、毫无共识。何因何果，不言而喻，不公开、不辩论、无共识。某些负责人在媒体发布会上所说的“方案预计不会再有大的变动”，“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五一长假将被取消”，“取消黄金周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新草案我想不出什么反对的理由”的言论无疑让热情高涨的参与者与辩论者失去了继续探讨与辩论的兴趣，而专家也多半没有耐心向公众解释清楚，心里想的估计也是怎么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于是，一场喧闹下来，传统节日渐次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许多群体个人所热衷的黄金周却毫无保留的被咔嚓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没有完全通过民主程序辩论与讨论的公正政策出台必将带来相应群体与阶层的反弹，虽然我们有意在逻辑上将“传统节日”美其名曰“全民的传统节日”，但在我看来，他们往往会对政府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对某方的歧视或偏好所引起的愤懑与无奈发泄到这个不属于他们的“传统节日”，他们除了以“消极的方式”来对待“传统节日”外，似乎也找不出另外一种应对方式。如何过一个有意义的传统节日，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似乎不值得他们操心。